梁晓声:生活好了,更要看看从前
发布日期:2022-03-10    文章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    分享到:

我的小说创作,从题材上基本可分为两部分: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;另一部分大抵属于“当下”题材。

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,想到了从前许多事,比如年货、布票、肉票、洗澡票、户口簿、厕所等。我很感慨,中国确实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了,确实发展了,各种变化之大,不回头比较,印象是不够深刻的。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,过去北方家庭春节都吃不到。当时见不到鱼虾,要买鸡蛋、粉条都凭票,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。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,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。1990年,我才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。因此,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,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。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,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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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晓声 郭红松绘

我的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,每隔几年才回一次家。我和两个弟弟上山下乡后,家里还剩下母亲、妹妹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,全靠小弟弟一人支撑,我想他承担的家庭重担比我们要多得多。正如秉昆入狱后,可以写出长长的名单让妻子去求助,弟弟和工友们的关系一直维系到他去世,这是由那个时代的生活形态造就的。他们这些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,在我们文学艺术画廊里近乎是沉默的、缺失的。

当代许多作家都出身农村,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,好作品数不胜数,如《平凡的世界》,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。

少年时代,我就喜欢读有年代感的作品,比如《悲惨世界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等,但创作一部有较强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难,我也一直感到准备不足。到了六十七八岁,我觉得可以动笔,也必须动笔了。

我从小生活在城市,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;我曾写过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,比较熟悉知识分子、文艺界人士近50年来的心路历程;我与老革命式的干部也有过亲密接触。这几方面的熟悉,让我写起来不至于太不自信。我决定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,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,从民间角度尽可能广泛地反映中国近50年来的发展图景,这就是《人世间》。

我不会用电脑,只能手写,写第一页时还不知道书名,但知道必须写到3000多页才能打住。有朋友提醒我,不要写那么长,最好写二三十万字,好定价、好销售,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?我说,这不是我考虑的,我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

令我欣慰的是,在115万字的《人世间》中,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,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,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。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,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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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灵的觉醒:梁晓声经典散文

梁晓声  著  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  出版

我常常想,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?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,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论好人文化的意义》,不是说“老好人”,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。《人世间》里没有太坏的人,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。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、表现人物好的一面。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。

其实,好人很多,文艺作品中却好像总在表现斗争。

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。一次,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,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。朋友儿子问,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?朋友回答说,别相信,现实中的人不是那样的。还有一次,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《战马》。孩子说,妈妈,这几个人真好。孩子的妈妈说,别信,哪儿有这么好的人。

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?其实就在我的小说《人世间》首发式前,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。其中一件是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,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,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。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。创作《人世间》时,我要求自己,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。创作完成后,我可以肯定地说,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我都不可能做坏人了。

作家是文学动物,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,只能提供一些民间鲜活的、有质感的认知内容。若那些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,偶尔也想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普通人生活的了解,而《人世间》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,作为作者,我自然也是高兴的。

(责任编辑:王笑一)